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在中国的城市，汽车已经迅速进入饱和半饱和状态，而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各地如出一辙的交通拥堵。

　　为了治堵，各城市政府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方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倾向于采取收费治理的模式：上海，多年如一日采取车牌号拍卖办法；北京，是提高市区停车费、采取尾号限行违章罚款模式；成都则采取“汽车总量控制”办法，导致当地继3月冷清的行情之后，车市突现“火爆”，表面上看是需求回暖，实际上是“牌照刚需”，甚至不排除不少“炒牌”投机者掺杂其中。

　　除了以上收费管理模式，还有一种办法一直在热议，那就是要不要收取交通拥堵费。对此，日前由新京报社组织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44％的人认为，收取交通拥堵费治标不治本。对于你认为解决北京“堵城”需要怎么做这个问题，高达49.6％的人认为应该完善公共交通体系，而37.3％的人则认为“从公车开始，减少不必要出行”，只有6．7％和6.4％的人认为应该尽快明确长期限行政策和错时上下班。

　　各地方政府几乎高度一致地采取收费型治理模式，实际上是缘于他们的利益追求。不论是“汽车总量控制”，还是尾号限行，抑或牌照拍卖，甚至是收取拥堵费，都大大有利于有关部门“创收”或者“增收”。除此之外，类似政策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政策根本管不到决策者自己头上，甚至管不到所有政府部门头上！这就是收费治理模式大行其道，而更管用、更公平合理的公共政策却难以出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