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年底武汉医生王争艳常开“两毛处方”的新闻被媒体热议后，“一毛处方”近日再现。常州市民张先生8日上午告诉记者，6月2日，他带着孙女去常州第七人民医院看病时，不仅钱花得少，服过徐莉医生开的一毛钱处方药后，孙女的病很快好转了。(6月9日《扬子晚报》)

    “看病难、看病贵”的背景下，“一毛处方”的再现，必会再度掀起公众对医德的讨论。但必须认清的事实是，对“一毛处方”以及对医生的追捧，只是我们的道德幻觉。因为，在医德难以被苛求的情况下，制度诉求才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作为医改探索先锋的神木模式，无疑更值得我们期许。据6月9日《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神木医改的制度设计，是通过严格的费用指标控制，来约束医生和医院的行为，限制这些曾经在医患关系中因为拥有卖方市场位置和医疗专业知识而占据上风的服务提供方，以避免公共资源被滥用。神木县政府这一年通过和各种不算严重但也未停止过的欺诈手段交锋，完善制度框架内的细节。

    和一毛钱处方比起来，神木要求医生为病人每日花费限定经济指标的做法，也更具现实意义。我们不奢求，各地均能在短期内效仿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但对各地而言，借鉴神木这种要求“医生每日治疗费用超标，将被冻结开药权”的经验性做法，并非难事。况且，神木推行的制度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对费用的考核是以平均价计算，医生的费用控制也是以所管辖病人的平均花费为标准。如果遇到重症病人，还有公共窗口为越线医生“法外开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