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流动人口“高危低薪”的风险

　　为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和数据支撑，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于去年7月启动了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报告显示：流动人口中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中新社6月27日）

　　我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体，但是，当他们成为“高危”、“低薪”乃至社会不公平的代名词时，在笔者看来，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个体困境问题，而是需要整个社会都应面对的课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高危低薪式”流动人口表明了社会流动的不合理，隐藏其后的就是制度性排斥。当前，城市中人为设立的各种政策壁垒和制度歧视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在社会中的向上流动。尽管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农业流动到城市就业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由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面临着诸多制度性障碍，造成他们的社会流动的渠道单一，最终成为“高危低薪式”流动人口。

　　“高危低薪式”流动人口，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流动人口群体是沉默的群体。这一群体是一个沉默的、可以被社会忽视的群体，在城市社会中处于失语者的地位，是城市社会阶层结构金字塔底端的奠基石。一方面，城市社会漠视或倾听不到来自流动人口群体阶层的声音，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对城市社会的话语权，没有掌握对自己生存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的话语权，没有合法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无法对自身的利益进行表达与控制。

　　二是边缘的群体。城市有着自我的保护屏障，流动人口只存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与有限的发展机会。与城市的其他群体相比，流动人口群体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户籍的障碍使他们在城市的社会身份低人一等，就业的障碍使他们在城市不能公平竞争，社会保障的障碍，使他们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公共资源等。

　　三是无根的群体。流动人口是一个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群体。在目前的城市社会环境中，无论是在制度还是在文化方面，没有给流动人口提供一种适应他们生存、融人城市生活的环境。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的权益维护处于缺失状态，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心理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种种早已存在的制度性排斥。不过，我们应看到，当合理和正当的社会流动渠道被堵死后，人们要改变自己的境遇，向上流动，就只有借助于其他不正当的社会流动渠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美国家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10%。而不少数字显示，在我国的流动人口群体中，犯罪率较高。这不能不引起警惕。

　　道理很简单，如果有充分而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社会流动便可以活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蕴藏的巨大生产力和创造力就可以被激发出来，反之，则是梦魇。正如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所说的，“如果社会中没人指望升迁，也没人担心败落；如果勤奋没有带来好处，而懒散也不会受到惩罚，我们就别想看到那些改善我们自己境况的生机勃勃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现在已成为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力”。

　　因此， 消除横亘在社会面前和隐藏于“高危低薪式”流动人口背后的制度排斥和政策启示，就是一个与时代的公正和正义相关的课题，也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议题。 （原题：流动人口“高危低薪”已非个体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