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如何在市场和反“三俗”间取得平衡

    艺术不是文化行为,是行政行为,如果忍受不了行政体制,那就成为郭德纲那样的市场人,变成市场行为。于是,文化行为总是会被异化。

    反“三俗”正在拉开大幕。文化部蔡武部长指出了六大问题:每年创作的歌曲很多,但广为传唱的很少；创作的小说很多,但公认的力作很少；出版的图书很多,但与传统典籍比肩的很少；电视频道节目很多,有丰富文化内涵、有品位的很少；生产的电视剧很多,但能成为经典的很少；文化遗产保护中逐利、炒作,托假的“虚火”不少。蔡武部长认为,三个原因造成上述不良的文化现象滋长蔓延,一是市场逐利属性,二是世界流行文化影响,三是批评家们跟风做托。

    其实,不管什么原因,当代中国文化出现问题是必然的。除了反思市场等原因以外,在我看来,对文化体制及文化管理的反思也必须跟上。我们知道在西方文化发达国家,艺术家的身份地位与艺术家的创造力是一致的,但我国的官本位却使艺术家与文化身份分离,艺而优则仕。譬如姜昆先生,艺术天份与影响力过去远在一些低俗的相声艺人之上,但低俗的艺人之所以能做大,因为姜昆们戴上了乌纱帽,有了局级甚至部级身份地位,也就忙于行政会议与重大文化主题,相声创作与表演,便乏善可陈了。如果姜昆先生不进入曲协当领导,他就是一个艺人,不懂行的领导来领导他,他可能就只有受委屈的份了。如果说姜昆先生的艺术天才被官帽盖住了的话,而郭德纲们则是文化行政部门的弃儿,他们没有获得行政支持而在文化上获得提升的机会,最终的结果我们已看出,姜昆们的艺术才华被“溺爱”死了,而郭德纲们的艺术品位被“冷淡”死了。当我们在批评“三俗”艺人们的时候,一定要先问问自己,我们关爱过这些民间艺人吗?

    我们的文化行政国策,是用行政级别来奖励文化优秀人才,严重误导了艺术领域的发展,使优秀的艺术家不能致力于纯粹的艺术造诣,而盲目跟风进入文化行政,以获取一时的身份地位。因为身份地位关联着艺术机会,譬如国家经费、演出机会、获奖机会等等,都与个人行政职位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艺术不是文化行为,是行政行为,如果忍受不了行政体制,那就成为郭德纲那样的市场人,变成市场行为。于是,文化行为总是会被异化。

    为什么电视里播出的内容难有精品?还是体制原因,只要关系强大,内容只要过得去,就能在主流电视台上播出,行政力量仍然主导着媒体,连市场准则都谈不上,特别是儿童动漫节目,内容无聊甚至暴力低俗的内容随处可见,我曾发表多篇文章指责,但有用吗?批评家是无力的,因为潜规则左右着文化制造、文化舞台、文化传播。所以,应建言有关决策部门,让文化按文化规律发展运行,特别是吴冠中先生所说的,打破作协与文联官僚体制,还文化非行政化身份,让国家相关经费用基金的形式支持文化事业,而不是用在经费养人的方式上。大量的引导艺术发展的评奖、经费都是由行政力量左右,不妨调查一下,有多少获奖文艺作品是真正的观众喜欢、艺术超群、品位一流,是市场上的佼佼者?国家供养着庞大的文化队伍,必须进行改革,使他们面向市场,面向公众,而不是等着行政拨款,由上级安排来创作与演出。因此,问责“三俗”,不能仅仅打市场的板子,也应当打文化行政和体制的板子。

    至于民间文化低俗,这是自古而然的事情,每一个时代人性一致,低俗的程度就相当,文化主管部门只要它们内容不淫秽不暴力不突破人伦道德底线,就不应过多干预。即使煌煌巨著《红楼梦》里,不也有所谓低俗内容吗?如若文化经典或文化作品里都纯而又纯的高雅,那是水中望月,美则美矣但不现实。换言之,反“三俗”不能走极端,更不能走到改革开放前极“左”的老路上去。

    一言以蔽之,民间文化需要政府引导与扶持,需要主流社会给予提升的机会与资助,需要政策能够引导民间文化的健康向上。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