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艳刚：不妨借民间公益力量解捞尸道德困境

　　解决捞尸难题，应转变思路，转向依靠民间公益力量。鉴于目前民间宗教的繁盛，寺庙观堂发展很快，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不妨鼓励其再多做些善事，承担起组织捞尸这样的公益事业，也算功德无量

　　近期，一张名为《挟尸要价》的照片掀起道德争论，一个神秘的捞尸群体也浮出水面。广州日报记者亲赴湖北荆州调查之后得出结论：每年都有人在长江中淹死，捞尸已逐渐成为一门产业，他们有专门的捞尸公司，雇员多为当地经验丰富的渔民。(8月25日《广州日报》)

　　在众人眼中，遥远而神秘的长江也许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她单纯善良地哺育两岸的民众。然而，笔者作为一个在长江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南方人，却深知漩涡暗涌下的凶险，对捞尸公司的存在也不觉奇怪。就在不久前，笔者的表弟在江中溺亡，家人就花了一万多元请打捞公司寻找遗体，而到场的警察仅负责最后拍照取证。

　　捞尸成为热门产业，说来有些残忍，甚至不能摆上台面。但是，不能因此回避现实：每年各地意外溺亡的人，不在少数，尸体总归需要打捞。缺乏可靠的救济途径，必然有人来填补这个空缺。

　　捞尸人自古有之，汪曾祺在《故里三陈》中，就记述过一个外号“陈泥鳅”的职业捞尸者。汪的故里在苏北里下河，所写多是实录，从这个边缘人身上，可知捞尸难题非自今日始。那时解决捞尸难题，有水性好讲“操守”的捞尸人，也有地方“公益会”这样的组织出面。

　　“挟尸要价”事件之后，很多人呼吁，政府担起责任，建立一支专业的水上救援和捞尸队伍。强调政府的责任，当然很有必要，比如有关部门应在危险水域设立警示标志，建立专门的救援力量。但是，捞尸这样的事，如果完全交给政府，问题也未必就能迎刃而解。一来，捞尸也是一个专业活儿，政府组织的专业人员，未必比渔民更有经验；二来，溺亡之事虽常有，但长年碰到的毕竟有回数，专养一支队伍，多数时候闲置，也是人力财力的浪费。现在“商业化”的打捞公司，其实多半也另有差事；更重要的是，交给政府，价钱未必能降低，殡葬业暴利就是眼前的例子。

　　捞尸成为产业，终归是一件残酷的事，也会激起道德的漩涡。因此，解决捞尸难题，应转变思路，转向依靠民间公益力量。

　　具体来说，鉴于目前民间宗教的繁盛，寺庙观堂发展很快，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不妨鼓励其再多做些善事，承担起组织捞尸这样的公益事业，也算功德无量。

　　这并非异想天开。一方面，宗教就应以慈悲为怀，迎生送死，善之大者，胜造七级浮屠。宗教力量从事民间慈善，帮助化解社会难题，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历史上，佛教、道教力量都会积极参与赈灾、济困、设义冢等公益事业；晚清民国时期，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教会力量在救弱济贫、赈济灾民、收养弃婴等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宗教力量承担更多公益事业，也有现实基础。不久前，有媒体调查大陆的宗教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寺院观堂经济实力雄厚，宗教资产高达千亿，也不缺名流巨富的信众。寺庙正在改变千百年来“吃饭靠供养，修庙靠国家”的生存模式，门票收入、宗教活动收入、信众捐赠的“香火钱”，十分可观。

　　与其让和尚道士变成CEO，到商场上拼杀，不如引导其多做善事，让宗教善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我们这个有尊佛崇道传统的国家，寺庙观堂遍布全国，鼓励其参与这些与生命尊严有关的公益事业，显然更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和正当性，也使大量的宗教善款多了一个出口。

　　宗教力量参与救援和捞尸，可以由寺院出钱组建救援和打捞队，或者由寺院出面，雇请渔民承担打捞任务，或倡导熟悉水情的信众，将捞尸当作一种“宗教义工”来做。当这一切形成风俗，人们广为知晓的时候，再发生落水溺亡事故，当事人和亲属就不会再求助无门。

　　此外，由宗教力量送不幸溺亡者最后一程，不仅可以解决捞尸的道德困境，还能给生者更多精神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