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助更需税收激励机制驱动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互助互济、扶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我国尚未制定关于募捐的专门法律法规。昨日，提请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湖南省募捐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慈善领域备受关注的“诈捐”等问题作出了规范。（《长沙晚报》9月14日）

    鉴于“骗捐门”和“诈捐门”的屡屡发生，一些企业和众多名人和明星，先后遭到公众的普通质疑，湖南省率先在全国以立法的形式，对骗捐、诈捐以及误捐等慈善行为，进行规范，这不仅能为国家层面立法提供了实践经验，也为规范慈善行为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

    尽管对慈善进行立法非常及时，也很有必要，但是，我们更应探究，国内富豪为何不热衷捐助，国内慈善一直“疲软”根源在哪，我觉得，这些问号，其实就在于我国缺少税收激励机制驱动。而西方富豪们，之所以在慈善事业上慷慨解囊，原因在于他们有一套完善的税收激励机制，因此他们很愿意做善事，这样既获了名，也获了利。

    就目前而言，国内慈善税收税收政策的滞后性，以及缺少“人性化”程度，已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捐赠的重要因素。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点：首先，捐赠扣除额偏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就是说，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国际上许多国家准予税前扣除的部分为年度应税所得的10%，甚至更高。比如说，美国1969年的税法沿用至今，对于企业捐赠的免税比例是11％。

    其次是，慈善机构不能共同分享统一的税收政策。我国有资格接受税收减免捐赠的社会团体数量，只有中华健康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20多个团体，这个数字相对于全国几十万家公益性、救济性社会机构而言相去甚远。由此带来的的问题是，民政部自2001年倡导经常性社会捐赠活动以来，日常发生的大批量、小金额、社区性的企业捐赠难以获得减免税凭证这直接对个人、中小企业和社区性公益机构的捐赠和募捐行为产生了一定制约。

    在国外，无论是慈善机构和组织，还是企业和个人进行捐赠，在免税扣除制度安排上，纷纷向“人性化”靠拢。比如说美国法律规定，慈善组织和机构只要公布其收入和主要负责人的工资报酬，并填写上交国家税务局的表格后，就能享有免税优惠，个人和企业都可以出于减税目的，让税务机关将他们对慈善组织的捐赠从其收入中扣除；香港税法规定，如果任何机构和个人每年慈善捐款超过100港元，就可在息税和所得税中扣除相等款数。

    此外，慈善税收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各吹各地号”现象。比如说重庆市慈善总会享受企业税前扣除3%以内所得税、个人税前扣除30%以内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但广东省却又吹“另一把号”。捐赠者向广东省慈善总会捐款，可以在税前全额扣除，而广州市慈善会又享受与重庆市慈善总会一样的政策，不能在税前全额扣除。

    因此，要想使国家的慈善事业迈上健康轨道，就必须“激活”现有的制度，构建税收政策激励驱动机制。一方面国家要提高捐赠扣除标准，尽早与世界惯例接轨；另一方面在税收优惠政策运用中要一视同仁，扩大慈善机构和组织的受惠范围。同时，在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上，要统一步调，避免各地“谁吹谁的号”。

    作者：吴睿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