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北京市需不需要“限制人口”？

    正当京城“惊天大堵”之时，关于“城市承载能力”以及“控制人口”的论战再次升级，并在京城引来极大的关注。

    先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陶然近日在媒体上刊文《“城市人口承载力”应重新认识》，其中表示：作为经济学教授，我本人对“城市极限承载力”，乃至于“中国人口承载力”之类的研究，基本上持一个否定的态度。

    随后，有媒体人刊发评论文章《“城市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可以休矣》，矛头同样指向“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的理论研究，认为“城市人口承载力”相关理论研究和决策应当被视为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理论和决策失误。

    就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授侯东民在媒体上刊发《北京的水，养不了那么多人》一文，对陶然教授等的观点做出了反击。

    侯东民教授认为，大家都忽视了北京的独特性，那就是水资源，人口增长正在严重透支北京的生存基础，对此，社会迄今没有深切认识，对人口猛增的症结及其调控渠道也缺乏准确认知。

    看来双方观点对立，互不妥协。一方认为“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的理论和决策，一再被现实的人口增长所突破。而且“城市人口承载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低估了技术、制度创新和管理手段进步对城市人口容纳力的动态影响，更忽视了市场机制本身对人口流动、人口增长的重大调节作用，所以“城市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可以休矣！

    而另一方坚持认为，人们对于人口增长的危害目前缺乏深切的认识和高度的关注，实际上，人口过快增长已使北京人口环境关系高度脆弱化，降低人口增速已经是北京“十二五”头等重要发展任务，人口控制更是势在必行！

    关于北京市需不需要进行人口控制？如何应对人口快速膨胀的事实？笔者曾撰写文章《不必过分担心北京人口“浮肿虚胖”症》，认为面对人口压力，北京市城市管理者大可不必过分担心，不仅无须采用“限制”性的强制手段，反而更要通过消除限制人口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进一步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等区域协调发展，以解决人口和资源矛盾。

    其实，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很多问题被我们想象的过于严重了，以至于我们只想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笨办法，比如，面对人口压力过大，很多城市管理者自然而然就会想到“限制人口”的最简单的管理办法。其实，依国际经验来看，往往通过限制人口的办法来解决城市拥堵、资源紧缺问题，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只会使事情越来越糟。

    所以，笔者赞同陶然教授提出的“‘城市人口承载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低估了技术、制度创新和管理手段进步对城市人口容纳力的动态影响，更忽视了市场机制本身对人口流动、人口增长的重大调节作用”观点。

    因为依照事实来看，在我们国家许多城市的发展历程中，往往随着技术、制度、管理等的创新和改革，规划好的人口规模一再被现实的人口增长所突破。这个简单的事实本身说明城市人口承载力是可以根据技术、管理、制度等的进步而发生改变的。所以，面对人口压力，更应该从制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找办法，这才是解决人口压力的正确方向，而不是动辄就“限制人口”。

    况且，目前城市拥堵、水资源紧张等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人口膨胀。人口增长过快只是目前城市拥堵、水资源紧张等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根本原因。

    就拿北京市的拥堵问题来说，最近“惊天大堵”之下，很多人于是又想到了“限制人口”的笨办法，其实北京市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轨道交通发展落后、城市规划布局不合理等因素。一个城市的迅速发展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不能因为要消除大城市弊病，而去限制人口的流入，这无疑会阻碍城市的发展。

    另外，关于侯东民教授谈到的“水资源紧张”等问题，我们承认，北京市目前的水资源是相当的紧张，但是假如我们要因此而“限制人口”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还需要搞清楚水资源紧张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不是人口增加的原因，以好“对症下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笔者并没有看到一个关于人口迅速增加是导致水资源紧张根本原因的权威调研报告。笔者倒是看到全国很多地方因为乱砍乱伐、环境破坏、生态恶化从而导致水资源紧张的案例。所以，面对水资源紧张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将视角投放在如何保护环境，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上，而不是来简单地“限制人口”。

    所以，解决人口压力问题，更应该讲“眼光”投向其背后深刻的制度、管理、技术等因素。只有从经济社会的大视野来看这个问题，从而大力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完善相关制度和管理技术，不仅能解决人口过多给城市带来的压力，反而会变人口“压力”为发展“动力”，为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智力支持。

（冯兴）原题：解决城市人口压力，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