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贵：“慈善晚宴”会不会再让“盖茨哭了”

    29日晚，已是满城风雨的“巴比慈善晚宴”将揭开神秘的面纱。目前，有媒体曝光富豪出席晚宴的最新名单（9月29日《新京报》）。

    早先我曾从国内媒体上读到，比尔 盖茨在中国哭了。他为什么哭了？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无意间看到中国的一则报道后哭的。这则报道称，2003年“非典”期间，中华慈善总会总共才收到770万元捐款，其中只有一个富人以个人名义捐了200万人民币。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超过了23万名，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当国家面临那么严峻的灾难时，收到的捐款只不过700多万元人民币，而且23万多名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中仅一人捐了款，只有23万分之一。富人如此吝啬，难怪比尔 盖茨要哭！缘此，我不禁担心，“巴比慈善晚宴”上，会不会再让“盖茨哭了”？

    我之所以生发如是担心，是因为中国富豪没给巴比面子。据媒体报道，已有一半接到邀请函的中国富豪表示不会参加这场慈善晚宴。无论如何，一半受邀中国富豪拒绝参加，不能算“巴比慈善晚宴”取得圆满成功，顶多只能归入“不及格”；一半受邀中国富豪不给巴比面子，断然不能说世界名亨在中国长了脸。作为多年蝉联“世界首富”的盖茨，想想竟然受到同为地球村富豪俱乐部中国小兄弟们如是冷遇，能不伤感垂泪吗？

    我之所以生发如是担心，还因为：中国富豪没给巴比面子，如果因为工作忙婉拒倒也便罢，让盖茨悲凉的是，有些富豪不给面子，并非因为工作忙不能参加，而是因为“善”见不合不以为然；如果因为“善”见不合不以为然倒也便罢，因为“善”见不合不以为然毕竟可以藉以切磋交流求同存异。让人伤感的是，有些富豪言行毕露显失礼节有失风度。有些富豪明言拒邀是因为不屑一顾，有些富豪言行之中彰显狂妄傲慢……在具有“炎黄子孙”身份符号和“礼仪之邦”文化标签的国度，受到号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乐善好施”的富豪们如是冷遇，能不让盖茨心酸吗？

    我之所以生发如是担心，更是因为中国富豪的慈善认知具天壤之别。理性地看，“巴比慈善晚宴”无疑是一次异国交流取长补短的难得良机，无论对富豪个人认知抑或中国慈善生态皆大有助益。出席晚宴的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就想三问“巴比”，意欲以此向两位慈善家借鉴国外慈善事业成功的经验，来帮助中国慈善以及他们的基金会更好地发展。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也表示，如果有机会发言，他将谈一谈盖茨基金会开办的哪些活动值得中国借鉴。“慈善之星”陈光标则称在慈善晚宴上，准备请盖茨和巴菲特推荐自己去美国最好的慈善学校学习，他希望能为如何更好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法制化、制度化、上台阶、上水平做些努力。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一位拒邀富豪声称，中国现在很需要谈慈善，但大谈慈善为时尚早；另一位拒邀富豪则直言不讳，不需要“老外”来教怎样做慈善……某些富豪骨子里的智慧低下和小肚鸡肠，恐怕只能让盖茨想哭！

    在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强调“三次分配”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为区别现有“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经济学家成思危曾表示，“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可现实却是，尽管“三次分配”关注了很多年，然而时至今日仍是“短板”一块。人们看到的是依然是“三大反差”：富人“大方”和“小气”的反差。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二成五，首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同时富人又以“为富不仁”闻名于世；富人富裕化和穷人贫困化的反差。2009年中国富裕人士财富飙升40.4%，人数和财富位于亚太区第二，而目下中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且呈爬升之势，贫富悬殊愈益严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国慈善与外国慈善的反差。美国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进行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除富人外，美国平民百姓在捐款方面也不甘落后，钱多多捐，钱少少捐，无钱捐便做义工，中国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我承认，当下中国慈善生态尚未发育成熟，由于慈善政策法律不健全欠完善，全社会远未形成促人向善的系统的催生体制和激励机制。因此我想，面对中国慈善尴尬，要让盖茨不“哭”，既不能光依仗陈光标们的“光标”导引作用，更不能仅指望一次“巴比慈善晚宴”，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建立既借鉴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利于孕育催生中国慈善家的税收及其关联制度体系。进而，逐步实现富人由“要我捐”到“我要捐”的文化自觉、由“高调做秀”到“低调做善”的精神升华。（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