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收治混乱 亟待完善立法

　　10月10日是第十六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等两个民间公益组织，在北京发布了四万余字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该报告通过对大约100多个真实案件、30余种法律规范以及300多篇新闻报道的分析，揭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医学中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以及资源配置错位对公众的威胁，指出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揭示了隐藏其后的三个理论谬误，它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

　　据该报告的牵头执笔人、深圳律师黄雪涛介绍，该报告经历了三年的研究及撰写过程。这是我国首部从法律视角对精神病收治制度进行分析的民间报告。

　　现状：资源配置错位

　　通过对众多新闻报道和大量个案的分析，报告发现我国目前的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一方面，应当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得不到治疗，或被家人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他们被喻为散落在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威胁公共安全，常常酿成惨案。另一方面，大量无病或无需强制收治的人，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承受丧失人身自由、被迫接受本不该接受治疗的痛苦。

　　报告指出，这种资源配置错位，令资源短缺的情况更加恶化。珍贵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当，不仅造成浪费，还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激化社会冲突，带来社会不和谐。公众还面临被精神病院随时收治的威胁。

　　原因：收治制度八大缺陷

　　报告指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

　　第一、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包括轻微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这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标准不符。

　　第二、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派人将当事人用“绑架”的方式收治。

　　第三、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医院以精神病人缺乏“自知力”为由，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承认有精神病，成了一个人有精神病的表现。

　　第四、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正常的成年人在法律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和法院宣告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成年人不需要监护人。但实践中，医院往往自动推定送治人即监护人。

　　第五、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医院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当事人出院，即便医院明知送治人是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来，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换言之，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

　　第六、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一旦被收治，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

　　第七、司法救济失灵。出院后，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把诉权彻底剥夺；要么误入“医疗纠纷”陷阱，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

　　第八、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经过多年艰难抗争，最终胜诉的当事人往往只得到两三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理论：三个“指鹿为马”

　　报告指出，导致八个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

　　首先，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作“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

　　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

　　最后，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力，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通过此三处偷换概念，使任何人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成为可能。

　　立法：立法资源被垄断

　　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始于1985年，至2010年已历时25年。报告指出，虽然其间数易其稿，但《精神卫生法》依然未能出台。在《精神卫生法》难产的同时，地方的精神卫生立法则不断出现，目前中国已有六部地方的《精神卫生条例》。这些立法都是由卫生部们牵头起草，专家组成员大部分为医生，未能将人口、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学者吸纳进来，从而使精神病学专家垄断了立法资源。医生及医疗机构的责任被缩小、而权力则被放大，与此不无关系。

　　从住院权上看，虽然2009年《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第二十六条表面上规定了自愿住院原则，但又规定医生认为需要住院时，“由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因此这种“自愿”实质上是“非自愿”，是以监护人意愿代替患者意愿，使患者彻底丧失自决权。同时，内部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制度也仅仅是“自己做自己的法官”，无法真正地达到纠错的效果。